超人配资现代体育和休闲，被用来应对 “文明化进程”的过度压抑

数字时代的竞技体育，有什么变化没有？对一个足球迷来讲，没变化，无非就是收看转播的方式更多了，可用的工具更便携了。而“去现场”，或是去有大屏幕直播的酒吧，和众人在一起大呼小叫，依然是最优的看球方式。

其他的体育比赛呢？想来似乎也一样。爱看掷铁饼的，爱看跑步的，爱看游泳的，在看的时候，观众都会有一种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你喜欢和推崇的选手，你知道同时有许多人都在喜欢和推崇，希望看到他/她赢下比赛；而足球，它不仅是第一球类，而且是体育中的第一运动，就因为一支球队并非仅仅代表一群球员自己，而是代表了一整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所学校，一群为这支球队念念在心的球迷，诸如此类。

这个群体的利益，被认为大于所有球员利益的总和。最狂热的球迷，以及不狂热的普通支持者，还有更广大的“被代表者”（比如一个人根本不看足球，但在得知自己国家球队输球的消息时可能也会叹口气），脑中一旦有了“本方/对方”“我们/他们”的概念，就会觉得自己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个体。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的书中写道：我研究足球，我以足球为例，但我的研究方法适用于所有体育运动。

社会学大家埃利亚斯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角度解读体育与休闲新华社图

诺贝特·埃利亚斯，把他称为“20世纪社会学泰斗”，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他这本书《追寻兴奋》的合写者——莱斯特大学的埃里克·邓宁教授，作为他的头号拥趸，更是把埃利亚斯称为“社会学家里的哥白尼”，意思是他如同天文学里的哥白尼，改变了社会学的根本眼光和研究方法。埃利亚斯生于1897年的德国，受了很好的教育。德国从俾斯麦时代以来，就是欧洲顶尖的社会科学重镇，尤其出了多位社会学大家——西美尔、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无不是著作等身、影响广泛；然而，德国同时也出了希特勒和纳粹党，而埃利亚斯，很不幸，是个犹太人。

他离开得很及时：1933年纳粹党刚刚上台，他就先去了法国，后来到英国。流亡的经历很坎坷，特别是，当1940年英国和德国开战时，埃利亚斯还被送进了一个关德国人的拘留营里住了一阵。一个流亡过来避难的犹太人，却被当作德国人而遭到怀疑，这种事听来荒谬，但在战时可太正常了，例如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也大举监禁国内的日本人，把他们视为可疑分子。

切身的体验加强了一位学者的思考深度。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里，“容纳”和“排斥”是一对至关重要的概念，而这对概念，又和他关于“个体/社会”“归属/疏离”的思考密切相关。谁都知道，社会是由人类个体组成的，但人和其他事物不同：我们会把一群羊看作所有羊的总和，会把一杯水看作一滴滴水的总和；可是个体人组成的社会，仍是一个“个体的社会”，个体在其中有自己的诉求，自己的爱憎和意愿。

埃利亚斯说：个体在进入社会时，保持着脱离的倾向，社会在容纳个体时，也保持着排斥的倾向。这就是人的特别之处。而羊群呢？即便真有彼此的倾轧，有小团体和疏离，也仍被视为一群羊——“被视为”是关键，他在1933年离开德国，在1940年遭羁押于英国，都亲身体会到“被视为”这三个字的厉害。在你被归属的那个群体之外，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你自己是否承认这一归属，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你的“个体性”。假如羊群的内部有一位埃利亚斯，它一定更加感到“被视为”的焦虑。

1939年，埃利亚斯写出一篇重要的论文，题为“个体的社会”，此文和他后来写的另两篇同主题文章一起，合为《个体的社会》一书。他在文中提出：“人们之间共同相处，这个秩序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同一年，他在英国也写出了花费三年心血的大作《文明的进程》，其中多少回答了上述问题。埃利亚斯讲，秩序的形成，有赖于个体一点点学习约束自己，尤其是克制个人的情绪，更多容忍，更多接纳其他人与自己的不同。当约束内化，成为一种习惯时，秩序就一点点建立，社会即走向“文明化”。

这只是很笼统的概括，深究起来要复杂得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把社会结构—规范—秩序和情感克制联系在了一起。《个体的社会》里有一段很有点诗意的话，可以说明这一联系：

“我们不妨想想那涌动在某条大都市的马路上的人流：大多数人互不认识。他们之间几乎互不相干。大家杂乱地你拥我挤，各自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他们来来去去，全都出于各自的需要。那么，他们还是某个整体的部分吗？”

他继续讲，尽管单个人有全部的行动自由，可是混乱涌动的人流里，有一个秩序在发生作用，这个秩序是隐蔽的，无法用感官直接捕捉到的，“他坐在自己的桌边进餐，躺在自己床上睡觉，就连那些食不果腹者，那些无家可归者，都同样是这个隐蔽秩序的产物和组成部分，这个隐蔽的秩序，为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形提供了基础”。

秩序意味着社会关联，秩序的存在，前提是社会成员为了接受社会关联，而克制自己的情感。吃饭、睡觉、流浪乞讨，貌似人人自主，实则人人自我克制。二战结束后，埃利亚斯长期没有找到固定教职，但继续在他所生活的地方观察。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使他越来越注意到，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在社会中谋得立足之地，都必须过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日子，对情感的抑制更加内化。如果缺乏缓解，人们一定会在愈来愈强的单调感中，陷入情感呆滞。一个社会貌似趋于稳定，但其中个体的疏离感、脱离的欲望，都会增强并煎熬他们的内心。

个体该怎么办？埃利亚斯的注意力涌向了一个议题：休闲。

1954年，57岁的埃利亚斯好不容易在莱斯特大学获得了一份长期教职。他很缓慢地积累了一些支持者，他们都认为，埃利亚斯受到了不公正的忽略，他的生活和学术历程，就是他所研究的“个体/社会”“容纳/排斥”“归属/疏离”主题的最佳示例，他疏离于主流学界的视野之外，只有很少数人愿意成为他的门徒。

然而，在莱斯特，当埃利亚斯开始着手休闲方面的研究，并深入“体育社会学”之中，他就清醒地指出，这种研究需要“一定程度的疏离”，需要将视野扩大到体育教育、体育文化之外，而把“社会关联”作为核心关怀。例如他说，和其他的休闲方式例如艺术不同，体育运动的设计需要处理一个中心难题：

“一方面，要完全唤起一种令人愉悦的兴奋，对人类感受进行‘去控制化’，另一方面，要‘维持一套检查’，以确保这种愉快的‘去控制的（de-controlled）’的情感仍然处于控制之下。”

这就是对社会和个体之间因体育形成的张力关系的一种精确观察。书中还有众多的论说，似乎是埃利亚斯给他的“文明的进程”理论找到的一种“落地”：他分析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分析英格兰17~18世纪的贵族猎狐，它们相对于现代体育而言，构成了遥远的起源或是不太遥远的预演。但他又对“文明（化）”一词做了厘清。他告诉读者，若以今日的标准来衡量，昔日的竞技体育绝对是“野蛮”的，可是在以往的社会里，人们本不需要像在今天民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里那样，从儿童时期起就学着把自我约束、克制情感的要求内化在心。

埃里克·邓宁服膺“文明的进程”，于是与埃利亚斯协作，完成了相关的论文并集成了此书。它在1986年发表，加上《文明的进程》的英译本出版，年近九旬的埃利亚斯，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社会学大宗师的地位。荣誉都姗姗来迟，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作为一个长期“疏离”的个体，他无法决定自己“被视为”什么样的人。长期的寂寞是必要的，所需的就是韧性。